沪港合作迈向新高度

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新闻出版管理职责被划入中央宣传部,再次回归政治系统。

此外，对于专有名词三部曲与另外分别可以由三修饰的普通名词道路或者历程和模式，苏先生使用方法的性质也不一样。确定了三大板块的冠名权问题，再来分析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

甚至，中国文明启步的时间距今已有上万年。因而，不管是从古文化古城古国这一从氏族公社向国家转变的典型道路的内容看，还是从俞伟超在学术界的地位尤其他同苏先生的亲近关系看，我们完全可以认同三历程这一概括。5.等同于史前文化时段。而且，苏先生对自己创新的这些概念并未进行严格科学意义上的定义，甚至，并未进行学术意义上的解释。不过，我们恐怕不能假设，只有到了那个时候，苏先生这样主攻史前考古的泰斗才分辨清楚原始文化与史前文化两个概念的内涵及其之间的关系这种常识性的知识。

史前时代大部分处于原始社会阶段。然而，我们恰恰是在这一理论方面的工作做得还远远不够。阿部照哉教授的宪法世界 2014年1月，我率团赴日访问了京都大学等著名高校。

学界同仁都公认，许老师对本国宪法历史的诠释是精到的，熟悉宪法历史脉络，擅长于从历史中寻求宪法正当性，并将其价值引向现实。跟随先生学习宪法学的过程中，我感受到先生完美地平衡宪法学知识的价值共识与宪法实践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在价值关怀中上关注宪法学本土化理论的建构，将日本宪法学传统与德国古典公法理论相结合。当时许崇德老师是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亲自参与宪法的起草工作，有关的论文和文章比较多，名气很大。先生也将日本宪法学与宪法判例的情况，以德语发表，在德国受到较高评价。

权教授认为，对宪法文本和文本外的规范内涵进行解释是宪法学的基本任务，应在实然与应然世界、静态与动态的关系中观察宪法的存在。有关许老师的宪法学体系以及对中国宪法学发展的重大贡献，我与胡锦光教授已撰写长文，这里讲一下许老师的宪法世界与对学生的关心。

当时的吉林大学法律系云聚着一批国内学术泰斗，每一门课都有学界名师上课。权宁星教授在首尔大学念完本科和研究生以后去德国哥廷根大学读博士，在莱布霍尔茨教授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1974年以「宪法规范与宪法现实」为题通过了博士论文，被评为年度最优秀的博士论文。我记得，报到当天，阿部老师约我到他研究室见面。回顾执教30年的岁月，我为自己成为宪法学教授感到自豪，对四位宪法启蒙老师充满着感激之情。

也许受到家庭的影响和个人的兴趣，从政从来不是我的选项。在复旦求学期间，张志让教授讲授宪法，谆谆善诱，令许崇德萌生了对宪法学的兴趣。时值抗战胜利，许崇德从报纸上看到梅汝璈大法官代表中国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最终匡扶正义，将日本战犯绳之以法，认识到法律的威力，遂报考复旦大学法律系，学习法律。每次我从韩国开会回来，许老师都会询问权宁星教授的情况，特别是权宁星教授生病期间，许老师多次写信问候。

开始准备考研的时候，我主要看了北大的教材，准备报考北大宪法专业。我们经常问许老师，为什么当年喜欢宪法专业？他说，大学生活让我与「宪法学结下情结」。

在教学与研究中，时常想起张老师，感谢他的宪法学启蒙，感谢他的宪法课让我决定一生从事宪法学教学与研究工作。1984年本科的毕业论文是「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功能」，利用吉林大学图书馆的资料，撰写了司法审查制度在美国社会的作用以及我们如何借鉴的问题。

在恶劣的环境中，他也从不停止学术的思考。虽然短短的三个月的访学，但对我来说收获非常大。1983年我和几位同学组织了「公民宪法意识问卷调查」，花了五个多月的时间。先生的学术背景为德国宪法学。先生曾于1957年受洪堡基金会资助赴德留学，在两年半的留学期间内于法兰克福大学、哥廷根大学等受教于当时德国宪法学权威黑塞（Hesse）、斯门德（Smend）教授，对德国宪法学的研究愈发深入。当时，法学所和法律系是各自独立的单位，还没有成立法学院，但学术上的联系是比较多的。

丰富而本土化的宪法实践，使许崇德宪法学具有本土的气息、人文的感染力与生活化的哲学思想。作为关注宪法实践的学者，先生重视宪法判例研究，谈论学术问题时经常以案例作为依据，使问题的解释具有说服力。

1979年，许老师参加《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与《选举法》的草拟及修改工作。他是一位令晚辈景仰的杰出的宪法学家，其学术思想成为中国宪法学丰富的学术遗产之一。

他希望中国宪法能够发展，希望宪法学发挥作用，希望宪法学者有学术尊严与责任。将宪法解释具体化，在具体问题中论证解释的客观性，如他在领土、政党等问题的研究中合理运用目的论解释。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韩国社会急剧变革的时期，围绕着宪法修改以及民主化进程，宪法与政治的角力比较严重，学界也出现了不同学派。阿部先生作为宪法学大家，其研究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宪法领域。2009年8月权宁星教授因病去世后，许老师还专门发去唁电，深表哀悼。他一生传道授业，登坛讲宪，修身克己，谦逊为人，桃李满园。

到了晚年，他到贵州生活，每次在年会上见面时，都问我近期关注与研究的问题。他经历过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曾有过无法进行正常的宪法教学研究工作。

在几次教研室的活动中，听到许老师的讲座和发言，对许老师的学术思想有了初步的了解。在进行宪法学研究时，先生是以德国宪法学的理论和判例作为素材进行研讨。

回顾自己从教历程，始终不能忘怀的是四位启蒙老师对我学业的指导，我的内心充满着对四位先生的敬意与感激之情。权宁星教授的宪法解释学 1991年2月结束日本的访学后，应首尔大学法学院邀请，我前往韩国访学三个月。

1968 年至1993年任京都大学教授。从第一次见面后，先生每两周安排时间交流有关学术方面的问题，并专门安排学术助手提供相关的参考书。进入 韩大元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宪法 教育 启蒙 。许崇德教授的宪法学 1984年本科毕业时，出于本科时培育的学术兴趣，我决定报考宪法学专业研究生。

经常有学生问我，为什么当时考研时选择了宪法专业，而没有选择经济法、民法、国际经济法等时髦的专业？ 其实，大学时代我的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全年级并列第一），根据当时的政策，大学毕业时可以优先选择去中央国家机关。我比约定时间提前十分钟到研究室，到时间时敲门，阿部老师亲自开门，亲切地说，欢迎到京大学习。

除了宪法解释学理论贡献外，他在比较宪法学、宪法与政党理论、基本权利体系以及宪法与领土等问题上建立了体系化的理论框架，强调宪法学研究中的历史方法，使之成为韩国宪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鲜明的「权宁星宪法学」特色。将宪法问题置于历史的环境与高度，从历史中寻求学术脉络是许老师留给我们的宝贵学术遗产。

我于1990年2月去日本京都大学留学，1991年5月份回国，5月份参加人大的博士研究生考试，跟着许老师读了三年的博士，毕业后继续留在宪法教研室工作。当时没有教材，我们用的是油印的讲稿，后来出版统编教材《宪法学》后才有了正式的教材。